“君恩深似海矣，臣节重如山乎”

皇太极登基后，下令入塞对汉人进行“既盈城，也盈野”的屠杀，己巳之变就是清兵第一次入塞。

此后清兵数次绕过山海关，通过大同等地劫掠内地，杀得华北一片赤地，济南遭遇屠城，伏尸十四万余具。

由于清兵破坏，华北经济进一步崩溃，农民即便卖掉子女也越来越难以凑齐税费，只能抛弃田地，成为流民。农民成为流民后，不仅让朝廷失去了税源，还让朝廷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，成了起义军的兵源。

然而无论是农民军，还是清兵此时都是对北方进行大规模破坏，远在江南的士大夫们依然继续可以奏乐。商人们依然在把南方的丝绸瓷器出口到海外换取白银，巨额贸易顺差依然在刺激经济增长，士大夫们的财富仍然水涨船高。

甚至可以说，持续的战争给官员们提供了新的发财机遇，不仅有经费可以经手，加税也提供了更多压榨平民的空间。发了财的官员们即使无法在北方享乐，也能跑到江南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。但天下总归有不散的宴席，其他地方的大洪水终归会淹到这最后的天堂。

崇祯十年后，起义军势力越来越大，最终崇祯十四年，张献忠破襄阳，战火开始遍及大江南北。同年，江南梅雨迟迟没有到来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的旱灾降临。

崇祯十五年，中产们开始纷纷抛售田产换取粮食，但土地居然卖不出去，因为大家都在抛售田产，土地市场崩溃。那些没那么有钱的士大夫家庭也陷入了困境，甚至有士大夫的子女开始在大街上乞讨。

在中央，崇祯以消灭阉党稳固了自己的地位。却没意识到，失去了帮他抄大户的最佳人选。继而出现了皇帝和京官们直接对标的局面。他把这帮官僚们想的太好了。也许从太祖那就出现了问题，官俸太低，不贪不行。

原本维护皇权的制度最终也给皇权造成了阻碍，由于后世皇帝远不如朱元璋朱棣那般凶狠毒辣，他们自己大多反而被这套制度所限制，虽然臣子们不敢直接反对皇帝，但他们的内斗、互相拆台严重影响了帝国的效率，信息差又导致皇帝无法明辨是非，最终只能受制于大臣的说辞。
（想想，明朝有几个皇帝死的不明不白，比如嘉靖差点被勒死。有时候某些势力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人）

最终的结果是，没有任何人能修好大明朝这艘破船。张居正，戚继光这样的创新者，会在下一次政治斗争中失势。而孙传庭，周遇吉这样的将领孤立无援难续命。

单纯谈忠肝义胆，气节情操固然荡气回肠。

可你没有钱，发不出军饷，兵士又吃不饱，武器又不行。

文官派系相互掣肘，军阀势力拥兵自重。

你还得对下面拥护你的这帮人负责。

为什么吴三桂不能在山海关死扛农民军，还挡着后金，为南明争取时间。

腹背受敌坚持大明旗帜是死路一条。

现在要带兄弟们去拿富贵，你是想当赵匡胤还是哥舒翰呢，平西伯。

黄得功，亦或左梦庚。

何腾蛟，还是洪承畴。

太多历史爱好者很容易就“站队”，谁是忠臣，谁是反贼…

袁崇焕这个人应该是明朝的捍卫者，但他肯定也走私了…孙承宗爱国之心无可辩驳，但他修堡垒推进间接加剧明朝财政恶化，不如王在晋的方法实在，充分考虑了财政和山海关的地形防守。

左良玉也许是爱国的，但是当他拼命扩军自己本来的势力被稀释了，这一股庞大的势力反而会制约他的抉择。

弘光朝初立，良玉部将再次请命：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。

良玉则以严词拒绝：“不可，世守武昌，先帝旨乎……封疆之臣，应守封疆。有过此一步者，良玉誓之以死。”将所藏的金银财物散之诸将：“此皆先帝赐也。受国厚恩，祸变至此，良玉何心独有之乎？”左良玉部下才安定。

1645初，立国只有半年时间的弘光朝廷党争迭起、乱象丛生。左良玉虽远离中枢，却对马士英、阮大铖党同伐异、朋比为奸的作为深感不满。劝诫弘光帝“勿听邪言，致兴大狱”，要求保全逃亡的崇祯太子。但没引起重视。后，阮大铖裁减江楚兵饷，左部将群情汹汹，兵变一触即发。

对于部下鼓噪起兵，左良玉起初并不同意，在清兵即将南下的关键时期，一着不慎，他就有可能成为明朝的罪人。然而，马士英派人追捕的监军御史黄澍，却已在暗中召集左军诸将，并与他们私自订下举兵的盟约。一位将领甚至直接对左良玉说道：疑事无成（你不想干，我们就自己干）自此，左良玉终于下定决心，并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兵锋直指南京。为了防守来自左良玉的攻击，南明在江北布防的兵马，大多调到西线。与此同时，八旗一路南下，即占领了江北大片土地，随即攻破扬州，史可法死节，弘光朝廷亦随之覆亡。

事实上，左军虽然举兵东下，但刚到九江，良玉已病重难行。他写信给驻节九江的总督袁继咸，请他一起参与兵谏，被袁坚拒。袁继咸与左良玉约定驻军候旨，说好左军不得进入九江城。但此时左良玉已无法控制局势，左军悍然入九江城杀掠。深感愧恨的左良玉病情恶化，他召集诸将说：“吾不能报效朝廷，诸君又不从吾法制，以至于此。”他最后痛苦地表示，我死之后，大家能出死力保卫朝廷，上也；守一地以自效，次也。若各奔东西，不能杀敌效力，我左良玉死不瞑目啊。言毕，良玉呕血数升，撒手人寰。